八〇現身的跨域人
在台灣八〇年代現當代藝術歷史、實踐與展演的特殊處境下，包含政治對於藝術文化的決定性影響、資源流動對於網絡的塑形、個體堅持的創造性工作，對於歷史變動的重要性、人與人的協作在未系統化狀態下展現的能動性、與後殖民狀態共生下衍生的潛殖倫理等等，經由計畫研擬的基本關鍵詞研究與跨域網絡 的問題意識框架，推進相關的資料比對檢視、重整與彙集等工作，由此以人之間的協作和創新實驗重新勾勒出八〇年代不同領域的樣貌，重新認識該時代社會與文化動力背後的「跨域人」， 並從時代與社會的真確面貌重新認識目前歷史與檔案之外的事件，藉此我們能夠開始嘗試以台灣現象作為論述框架，以討論藝術文化的一般性現象，並從這帶有社會學意味的藝術認知，深化對於「跨域人」作為台灣人（在這地方生長的人們）特性的人類學式考察，並以這些階段性的概略發見，了解並模擬台灣如何作為一個生機論的文化生態環境。
這項研究工作對於相關材料進行檢視之初，便已發現八〇年代這個正值威權鬆動、經歷政權變革、以全球化重新對世界開放的年代，對於「跨域」經驗的爬梳與理解具有非常獨特的歷史重要性：台灣「知識域」的浮現。究竟八〇年代的「知識域」是什麼，或說形成了什麼樣的「集制」？「鬆動」的狀態事實上是一種不斷隨資訊爆炸而「膨脹」的共在，然而，這種狀態對當時檯面上的世界而言，特別是「政治」，卻是難以動彈前進的，一如當時一些人（包括詹宏志）已經關切到的「受挫」與「社會情緒」聚積的現象，換言之，當時的膨脹與鬆動所形成的，並非純粹而實質的擴張，而是刺激更多樣化與繁生出的大量實驗⋯⋯，而這些由許多湍流所聚合成的巨大能量，則生成出一種不斷「形變」的「懸置」，許多受訪者和對話者（包括詹宏志、王墨林、陳芳明、金士傑、金恆煒、 黃建業、劉若瑀、吳瑪悧）在回溯中，諸如「無法複製」、「不可能再發 生」、「斷裂」、「已經過去」、「沒有後續影響」或是「最美好」、「未完成」⋯⋯等等，當他們分別用上這些無論是帶著興奮、鄉愁或是感傷的詞彙來描繪八〇的輪廓時，我們能夠確認的是夾身於七〇和九〇之間的八〇年代是一種「失速」卻幾近「內爆」的「懸置」，無論是「另一種電影」宣言、「後現代」甚至連「解嚴」都很難被確認為一種清晰的「扭轉」或「轉向」。即使很難清晰描繪出那個情景，但身處那個年代的人們確實親歷了「跨域人」和「動」的狀態。
台北市議員顏錦福發起「歡迎解除戒嚴，徹底實施憲政」遊行活動，1987.7.15。
（劉振祥拍攝／提供）
「跨域人」意味著當時被環境所觸動而誘發出主動「跨出」的人，當我們聚焦在八〇年代暨其前後的相關文獻、事件與現象進行研討，並期許從中研擬出適應台灣發展脈絡的認識論與方法論，以發展具有歷史脈絡的文化美學特色時，可以見到台灣當時 的「跨域」並非因為各個不同的完整領域自身的需要，而是各種領域自身當時的系統不足所召喚出的「臨時組隊」或「協作」；此外便是在地論述（文化與政治主體）與通行國際的「西方」論述（其中非歐美的資訊也大多透過英文轉介來取得）不斷在對應、融合和對抗等等 的辯證關係中生成各種藝術性與具文化意涵的實驗；對於新生 活、新社會、新知識與新主體有豐富想像的經濟環境，意即就八〇年代的經驗而言，需要培育出活潑的中產階級文化，才能有效地推動藝術文化資源的流動與整合；人與人的串連和連動一直都是台灣民間推動創新和改變的重要動能，相應需要的也就是「關係之術」或說藝術文化工作上的「混雜之術」，八〇年代不同於六〇、七〇年代對於純粹性或根源性的現代性追求，是一個在強大內部驅動力下經驗並創造關係與混雜的時刻，意即在複雜的政經歷史發展下，關係性與混雜性就作為台灣特質。
八〇的內飆湍流
這項研究的起手式從不同領域已經刊行的年表出發，先行整合視覺藝術（含錄像）、電影（含實驗影像）、劇場（含行為）、思潮與出版、文學相關出版與研究所發表的年表。一、從年表中標定的事件進行文獻閱讀和關鍵詞篩選，由此得出跨域的概括面貌與關鍵詞的分布，以報紙、雜誌、專業期刊、書籍為主要研究材料和篩選來源。關於八〇年代的研究很難倚賴學術論文和專書，因為後續許多論文生產（學報與科技部計畫）都已經被限定在單一領域的特 定議題，許多當時發生協作與動能的社會連結與關係性生產都會在高舉或深化「理論課題」的過程中被略去，難以直接提供與現實現象的確切連結。反之，當時在政治閉鎖的狀態下以及六、七 〇年代嬰兒潮後中產階級的形成中，報紙副刊成為主要的知識網絡和論述實驗場，雜誌則更機動地以深入探討和對話來回應並再現現實處境。二、接續在關鍵詞之間找到事件、地點、作品與人的關係，以事件和作品為導向，逐次勾勒出以人和人交織出的關係網絡，與「跨域人」並生的正是「合作者」與「對話者」，由此整理出的關鍵詞群就是由這些跨域人與合作者構連出的「關係」，而且這些關係就是當時動力的可見形式，因此，各種關鍵詞群就可以被視為當時無意識下試驗出的動力機制。甚至是能夠一窺八〇年代台灣在「前全球化」時刻發生「跨域」的地形圖。三、各種不同關 鍵詞群交集出的強度關鍵詞（intensive keywords），就可以被假定為跨域地形圖上的重要節點，這些節點能夠協助甚或啟發我們跳脫過往領域區分與英雄榜式的歷史書寫，以時代中的場域位置和發生時間的空間關係，以「場」的概念重新理解八〇年代。例如蘭陵劇坊、台灣新電影、北藝大戲劇系、電視就會連結出一個場，或是田野、小說、思潮、論戰和電影也會形成另一個場，又或是雜誌、報導文學、紀實攝影、電影也能連結成為場⋯⋯。這些領域之所以交互穿透並構成力場，就是因為人的快速流動與連結所形成之動力，這是一種「前全球化」狀態與領域「未系統化」下發生的「跨域」。
因此，涉及到當時如此大量的人物、事件、作品和地方（機構），指涉所有這些時代要素的關鍵詞，在這個研究裡不僅僅是重點的擷取，或是研究題旨的構成，而是理解該年代中許許多多「關聯」的節點，換言之，關鍵詞是重建「時代地表」的點布， 而關鍵詞之間的連結（關係）就呈現為當時瞬息萬變、變幻莫測的動態，如此由關鍵詞所鋪展出的場域或說空間，就相當於將八〇 年代空間化的拓樸圖式。在初步以各個領域分別地毯式篩選出的關鍵詞約有一千兩百多個，然後在跨域的考慮下經由重疊比例的 關係，篩成八百多個關鍵詞，接著便是深入討論到在當時具有代 表性與關鍵性的「關係網絡」，這時大約分出五大區塊，並整合出二十多個關鍵詞群，約莫總共有 706 個關鍵詞，再扣除重疊的部分，主要涉及到 603 個關鍵詞，其中有兩百多個關鍵詞高度相關，意即這些關鍵詞作為深刻影響再現八〇年代面貌的施動點（agents）。簡言之，本研究透過年表與關鍵詞的分析和檢討，得出約莫248個形塑八〇年代的關鍵要素（跨域人、跨域場、跨域事）。
這些關鍵要素的搜尋、指陳和說明會改變很多原本對於八〇年代藝文的概括想像，或說可以重整並進一步確認各個時期的地誌學關係，例如俞大綱和奚淞、林懷民之間的連結；王淳義和黃永松、奚淞、蔣勳的連結；詹宏志和瘂弦及後鄉土文學論戰的論辯，以及之後與侯孝賢、楊德昌的連結；又張艾嘉和楊德昌、 柯一正、羅大佑乃至於新電影的連結；杜可風、金士傑、蘭陵與新電影又是另一個連結；我們又該如何捕捉李昂、吳靜吉、施明 德、新電影與小說以及社會運動的連結；而紀實攝影（如張照堂、 王信、謝春德、劉振祥等）又如何在七〇年代的風土紀錄後開始連結藝術文化與社會運動。同時間，這樣的研究呈現也會將以往荷馬英雄式的歷史書寫回歸為「場域現象」，如周逸昌對於電影、劇場、民俗和政治的連結，如何同時回返到雲門舞集或連結到受葛羅托夫斯基啟發的劉靜敏對於民間身體的探索，又如何回返到小劇場與社會運動的連結和劇團之間在運動中的結盟，如「五二〇藝術實踐聯展」、《驅逐蘭嶼的惡靈》或是實驗性的政治結盟（如《拾月》）；邵懿德如何參與陳界仁發起的前衛運動、投入對歐洲電 影新潮和台灣新電影的影評書寫（特別是《電影欣賞》），又加入滾石的流行音樂企劃等等所連結出的網絡；或是應該深刻面對王墨林 在當時以戒嚴和左翼的切入視角，連結了文藝、視覺暨行為藝術、小劇場等等的重要論述，也大力引介舞踏、「白虎社」與日本 小劇場運動而進至提出「身體論」；而八〇年代的兩次「息壤」，其參與成員（陳界仁、高重黎、林鉅等）則同時連結了美術、劇場、實驗電影、動漫、新聞攝影及評論書寫（報紙副刊、《長鏡頭》、《電影欣賞》）甚至開設匯聚藝術圈同好的酒館（「攤」）；而張艾嘉、楊麗音、楊惠姍、陸小芬或江霞等演員又如何在新電影中呼應到李元貞、韓良露和黃玉珊在「婦女新知雜誌社」的相關活動中呼之欲出的新「女性主體」，抑或是《人間》雜誌在展開各種政治與公民社會議題的同時卻無法在新電影、流行音樂和新女性課題上提出適切的論述策略。這項研究凸顯出八〇年代的「跨域人」和當時的「跨域場」（如詹宏志、 張艾嘉、吳靜吉、周瑜、林鉅「綠色小組」、黃建業、李壽全或陳界仁等開啟或試驗的場域）息息相關，並以此創生出各種「跨域事」以牽動或觸及更多的 「跨域人」與「跨域場」，轉出「失速內飆」的文化運動。
「五二〇藝術實踐聯展」，北投車站，1989。（劉振祥攝影／提供）
以未知作為方法： 成為文化運動的八〇
雖然這項研究無法窮盡重新發現的各種關係所涵蓋的議題， 然而針對這些關係鏈與透過關係鏈溯回的場域現象進行釐清，才 讓我們更能思考台灣在八〇年代沸沸揚揚開啟的「跨域濫觴」，或想像出一種我們從未充分體認的「八〇文化運動」。人、事、地、 機構、媒體、作品、行動和整體的經濟條件、政治狀態、意識型 態以及國際關係，在八〇年代彼此之間都交互產生著或大或小的影響，「訊息」正作為新的社會能量匯聚、流通（轉導）、轉化。由於政治的逐漸鬆綁、經濟生產的活力與新興中產的社交方式，雖然工具環境仍然以電訊為主而尚未進入數位化，但已經足以讓七〇年代到八〇年代出現了朝向訊息社會的關係認知改變，從報紙、雜誌到電視、電影、錄影。換言之，當時經由大量訊息連結個體動能而轉化生成出的關係網絡，一如「李師科搶案」、「十信案」、「湯英 伸案」如何引發社會關切並凝結成「知識域」，或說副刊的知識網絡如何政治化為各種內容多元的雜誌，令社會轉型成某種能夠接收並回應大量遞迴訊息的有機體。八〇年代的特殊性不只是經濟起飛、 戒嚴與解嚴的交際或是人們的激情，而是人流、訊息流（影像、敘事、新聞）、資本流在文化調查的積累與政經狀態的移轉中，得以接受甚至創造更多的偶發關係或偶發事件，這些大多處於未知狀態下所發生的偶然，又能夠有機地遞迴到各種網絡與臨時團隊中，形成一種由多重與連續殖民下的感性意志爆發出的開放自動體。
這個研究的階段性成果就像是對於感性意志的地誌學進行了初步描繪，示範性地標示出更多回溯到社會關係與歷史關聯性的 節點，並嘗試凸顯出八〇年代如何同時顯現出對於台灣整體發展和台灣特質匯集的重要性與不可取代性。而這個「前全球化」與「前資訊社會」並俱，並衍生出各種協作、實驗、融合和斷裂，以及激昂（躁動）的個體能動性的不可取代性，早已在七〇年代在文化與政治上 的沉潛工作和對於民族命運、國族體制和民族文化的激越討論、以及傳媒對於在地風土的記錄和彰顯，就醞釀出厚實的運動底氣，並順著科技產業、金融整合的強流而在 1990 年讓股票衝破萬點，進入泡沫化全球經濟的狂熱時期，「失速內飆」在九〇年代末衍生出「華麗絢爛的」斷裂。其中許許多多的細節都必須從這個計畫進行的訪談和閉門論壇中，由受訪者和對話者進行更為充分的陳述，這些陳述讓我們領會到七〇年代的經驗是不可忽略的，而八〇年代的特殊性更要從九〇年代呈現出的竄升和滑落才能獲得更深的理解。
當已知之價值路徑無法提供進一步的思考，更必須積極透過相互游移於不同領域，自行建構具共同價值之社群，創造彼此之連結介面，模糊既定的模式邊界，產生創新的跨領域行動方法，這種態度是對任何成規定見的恆常跨越，並有了觸發開創性的前 衛機會。愈是激烈、動盪的狀態與時期，就混雜著愈多的壓抑、卑屬、暗黑和氣憤，而這些共同編織出的就愈是「未知」，即使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Yoshihiro Fukuyama）在1989 年以「歷史終結論」 提出人類發展出現控制並複製歷史的現象與意識型態，九〇年代似乎不可避免在全球化的詮釋術、後現代的虛無主義、批判的消亡與過度的再生產等全球現象，以及台灣尋求國際身分、建構台灣主體性、對於系統化的迷思中展現出對於「已知」的全面控制和追求。如此更顯現出八〇年代「未知之域」的可貴，讓我們有機會思考保留並好奇「未知」對於生成「跨域人」有著決定性的影響。前衛精神必然在某種投向「未知」的意志中可能存在於任何時空，這樣的前衛取徑在尚未完全系統化的台灣，除了突顯「自我啟蒙」的 重要性，也成就出獨特歷史階段的「自我啟蒙技術」。我們可以說，若無同時對境內「傳統」與境外「支配」的質疑和思考，並以各種拼裝式的啟蒙技術進行「內飆」，也就難以想像所謂台灣曾經發生的「前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