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八O：跨領域靈光出現的時代

儘管對經濟發展、社運現場或藝術生產而言，台灣的八〇年代都是狂飆的十年，但這段黃金年代並非突如其來，而是承繼上個時代的遺產。蕭阿勤將七〇年代標誌為戰後台灣歷史上的軸心時期（the Axial Period），他借用雅思培（Karl Theodor Jaspers）的概念， 將之描述為「到那時為止被無意識地接受的觀念、習慣與環境，都受到審查、質疑與清理」的關鍵年代。[1] 在所有政治、經濟、 文化影響中，使七〇年代成為轉捩點最關鍵的原因是一連串的外交挫折：1971 年，保釣運動開始；同年 10 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國民黨政權，得到聯合國中的中國席次代表權；1972 年，中華民國與日本斷交；1978 年與美國斷交，翌年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等。正式在國際上喪失「代表中國唯一合法政府」的正當性，意味著國民黨逐漸不再能輕易維持藉由戒嚴製造出來的真空狀態。受到《自由中國》、《文學雜誌》、《現代文學》、《大學雜誌》等刊物餵養現代主義思想的「戰後世代」知識份子，開始將視角轉向自身所處社會現實，「審查、質疑與清理」國民黨以「流亡」作為主旋律的敘事框架。回歸現實的行動在許多層面上造成深遠的影響，政治上，導向對社會改革的呼籲；文化上，則導向 對過去（尤其是著重於日治時期）與當下的重新認識，以及相應的論述及創作。

戒嚴令，1949。（維基百科）

從現代到現實

外交困境使戰後世代的知識份子從現代化思潮的影響轉到台灣社會的現實，可由七〇年代晚期兩件重大事件得見：若將 1977 年開始，由王拓、陳映真、尉天驄、朱西寧、銀正雄、彭歌及余光中等人開啟的鄉土文學論戰，視為「重新認識」在地現實導致的複數敘事總交鋒；1979 年的美麗島事件則迫使政治、文化領域 的知識份子與行動者們更明確的為「現實」所指為何賦名。儘管 鄉土文學運動經常在台灣獨立的論述中，被追認為奠定下台灣意識的基礎，但在蕭阿勤針對「台灣（民族）文學」的分析中強調， 七〇年代的「鄉土精神」是來自上個世代過度西化的反抗，乃至被外交挫敗激起對現實的回歸，但此精神並非台灣民族主義的。 七〇年代的情感、意志及行動之所以發展出更政治的定義，是因為同時激化了政治反對運動及文學的政治化的美麗島事件。[2] 吳乃德認為，儘管就實質意義來看，美麗島事件在國民黨強力整 肅之下，是個挫敗的運動，但整個事件造成的情感動員效果，使 得八〇年代接手了餘波，並在諸多領域內掀成大浪。美麗島事件 的情感動員與媒體發展息息相關，從《美麗島雜誌》的發行及服務處設立、大逮捕時「台灣之音」在高雄事件衝突現場的現場廣 播、公開審判時被《中國時報》、《自立晚報》等媒體刊出的被告答辯與最後陳述，到1980年「林宅血案」的影像，無法在一次性事件中完成的任務與情感，透過刊物及影音媒體儲蓄，並在不同領域中被提領。

因此，八〇年代台灣知識份子及創作者對求知及創造的飢餓及渴望可以這麼被理解：在經濟及媒體蓬勃的背景下，政治上的情感動員、知識上的繼承與移植、認同上的敘事難題都被用力推向下一步。八〇年代至今最為人稱道的就是經濟上的亮眼成績，儘管整體經濟政策因應著貿易順差擴大，逐漸朝向「國際化」及「自由化」發展，但經濟事務上的轉型，基本上是被動的因應過程。[3] 對當時的執政者而言，「開放」並不是自主選擇的結果，而是多方評估之下的不得不然，經濟面向是如此，政治、文化面向更是如此，科技進步及各式媒體——出版、廣播乃至攜帶式電子攝影機——的使用，則又激化了壓力鍋般的總體台灣社會。

由現代到現實的轉移上，報導文學與報導攝影的發展成為觀 察八〇年代政治、經濟、文化、科技交匯影響時，無法忽略的現象，其中，陳映真於1985年至1989年間創辦的《人間》雜誌更是顯著代表。在〈創刊的話〉中，陳映真如此說明這項影響深遠的出版計畫：「《人間》是以圖片和文字從事報告、發現、紀錄、見證和評論的雜誌」[4] ，其「報告、發現、紀錄、見證和評論」的對象可概分為兩類，對邊緣族群的關懷，以及對社會事件提出不同於主流媒體的報導，[5] 相較於七〇年代由高信疆主編時期的《中國時報》「人間副刊」所激起的現實探尋浪潮，《人間》雜誌對書寫與影像並進的敘事實踐，透過版面及人事編制，例如銅板印刷、攝影佔巨幅版面、圖片編輯等，不僅培養許多時至今日仍然 重要的台灣攝影家，也使「報導」在紀錄事件之外，也同時是孕育下個事件的契機。[6] 

《人間雜誌》1985年創刊號。

思潮的正式與非正式流通

當平均國民所得的增加導致購書能力增加，以及九年國民義務教育的施行導致閱讀人口增加，圖書需求也隨之增加。圖書出版產業也在消費者資金挹注，以及產業逐步進入資訊時代而導致出版門檻下降、效率變高的變化中，發展出不同的運作模式及分工流程。除了非文學類書籍的崛起使出版社更多元，大套書的流行、新型書店及新型態行銷手法（如排行榜、新書發表會、年度文學選輯）等，也使得八〇年代可說是台灣出版界的戰國時代。

出版界的蓬勃從爬升的譯本出版數量可見一斑。無論是翻譯 內容、譯者組成、流通方式或法律規範，八〇年代都在上個時代的基礎上發生了變化。儘管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譯作選擇，仍然以歐美學術界盛行的學說為依歸，但在留外學人回國人數漸增之後，不再像上個時代多是因應教學需要，翻譯通論或教科書，而是也同步引入新的理論思潮。此外，人文雜誌也成為接觸國外新思潮的重要平台，上述原因都使得譯作及原作之間的年分距離逐漸拉近。思潮的提倡、推廣及在地化，不僅與青壯年學者在學院 的教學息息相關，也影響八〇年代的譯者組成，在五〇年代至六〇年代晚期，本地譯作多是出自在大學任教的學者之手，且多是中國來台學人，但到了八〇年代，許多譯作都是由新生代學者或碩、博士生，藉由組成學術團體、讀書會來執行，例如台大馬康莊和其學弟蔡耀明曾於1979年組織學術團體「貞一」，儘管後來計畫因故終止，有些原訂的翻譯邀約後續仍有出版，如黃瑞祺譯的《現代社會學結構功能論選讀》（1981）、馬康莊譯的《社會學理論和結構》（1985）、廖仁義譯的《胡賽爾與現象學》（1986）等。此外，準備翻譯社會學名著的出版社在規劃譯叢時，也經常邀請學者擔任編審或主編，從與翻譯相關的人員組成中，也可以觀察到師從、學校間的人際網絡。[7] 

與八〇年代活躍的翻譯出版平行的是既有譯作的盜版行為，或是說作品的非正式流通。可以從兩個面向觀察盜版發生的背景。首先，在1992年修訂著作權法之前，外國人著作未在台灣註冊者，不受著作權法保護，中譯本亦然，因此不適合用「非法」來描述當時的盜版行為。其次，儘管八〇年代相較於五、六〇年 代，「保密防諜」政策相對鬆動，但出版品仍以上個世代的規則在流通，對於三〇年代中國早期作家的作品，內政部准予「將作者姓名略去或重新改裝」，形成「合法盜版」的處境；[8] 而那些「匪酋、匪幹」的著作及翻譯則一律查禁，[9] 中國譯者因為姓名不能刊登，書籍常見以未署名、假譯者名或「編輯部」、「編譯所」等偽譯本形式出版。[10] 八〇年代熱絡的盜版書市中，仍可觀察到國際關係與兩岸政治對學術、出版的直接影響。

作為政治運動的出版

偽譯本、「五折書」及到大學門口兜售盜版書發財車的出現，[11] 除了肇因於當時的法律規範，更主要的原因是，如此蓬勃的圖書市場，卻是發生在戒嚴的背景之中。《台灣省戒嚴令》、《出版法》、《台灣地區戒嚴時期出版物管制辦法》、《國家總動員法》 等法令，在供需之間硬生生插入無法迴避的變數，無分左右統獨，也無分領域，在「槍桿」管控「筆桿」的情勢下，即使自稱無涉政治，仍無法自絕於政治之外。

「美麗島事件」不僅是政治事件，也影響了許多文學創作者， 王拓及楊青矗因投入政治反對運動而入獄，沒有直接參與事件的作家們，諸如戰後第一、二、三代本省籍小說家鍾肇政、李喬、宋澤萊等人，也都曾表達美麗島事件對自己的深刻影響。從鄉土文學論戰、美麗島事件到台灣意識論戰，不僅政治反對運動逐步激進化，也導致了文學的政治化。[12] 一方面，可以看到《笠》、《臺灣文藝》等文學雜誌和黨外愈來愈密切；另一方面，當知識份子關照本地現實，而使台灣過往的記憶出土，郭松棻、黃凡、 陳映真等人的作品可以視為對重新校準歷史時間的嘗試。相較於文學，八〇年代的視覺藝術及表演藝術領域對於政治的回應，大多指向當下戒嚴處境，或是作為參與社會運動的手段。

政治運動有效與否一直與傳播媒介的妥善使用息息相關，在戒嚴時期黨禁及報禁的言論管制下，「辦雜誌」成為政治運動者與民眾溝通的有效管道，先是透過黨外雜誌傳達思想以建立群眾基礎，再藉由參選來改變體制內的權力分配，八〇年代台灣的 政治運動與黨外政論雜誌之間有極為密切的關係，但歷來的研究中，二者的聯繫並未引起充分的注意。[13] 在新報紙發行被禁止的前提下，辦雜誌可以在事發之後抓緊時間與大眾溝通，並揭穿黨國媒體的假象。

黨外雜誌。

對「立即性」及「記錄當下現實」的企求，不僅呈現在社會 科學、文學等各面向的出版上，也呈現在紀實攝影、報導文學、小劇場對社會運動現場的參與上。對八〇年代的知識份子及創作者們而言，外交困境、經濟成長、強人老去等諸多前提所共同撐開的縫隙，明指出實踐的標的：面對重新「發現」的在地，在補上存在卻未曾被正視的歷史時間之外，同時思考、嘗試著如何也補上現實的時間。如何跨越時代的理解具有差異的「現實」? 站在今天重看八〇年代，首要的難題或許正是如何不將個別的成就與創見視為劃時代創舉，而是謹慎審視當時各領域正在面對四十年前觀察到的「現實」是何種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