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八O：跨領域靈光出現的時代

八〇年代文學書寫，承接七〇年代意識型態在文藝思潮上的遺緒，使得寫實傳統得以外溢於「鄉土」之外，開拓出對台灣社 會多元化的書寫關懷。並且，蓬勃的黨外運動、政治衝突的檯面化、鬆綁的言論自由，也讓彼時作家不斷試探寫作題材、形式與美學的禁忌空間。進入消費社會後，大量西方理論的引進，以及 新興媒體技術的普遍化，使得新世代作家也開始嘗試新的美學形式語彙，進而開啟國際化與都市化後的書寫實驗。但文學書寫在八〇年代的發展，並非是朝向一線性方向發展。八〇年代複雜且並進的書寫關懷，以及美學形式之間的攻訐，使得八〇年代難以透過單一史觀的考察陳述。雖說如此，八〇年代紛雜的文學書寫仍具有一個共通關鍵核心，亦即「台灣文學為何？」。從鄉土文學論戰、政治書寫，甚至到後現代主義在台灣的興起，都可以視作是文學作家試圖以各種語彙貼近「台灣」此一命題的試驗。正是台灣在國際局勢上的消亡，以及官方文藝史觀上的空缺，迫使文學作家必須透過政治意識型態、社會現實體察、外國理論語彙等多重形式，回答「台灣文學為何？」。因此，對於八〇年代文學書寫的考察並不應該是以線性發展的觀念，囿限整個年代的繁複試驗，而應當將八〇年代視為文學作家反覆覆寫台灣的過程。 並且唯有透過一種「覆寫」觀點進行觀察，才有可能陳述出八〇 年代在意識型態與美學觀念上的實驗意圖，而並非是一種蓋棺式的陳述。故本文將以「鄉土文學論戰」作為開端，將其視為開啟八〇年代作家對台灣論述渴求的欲望關鍵。透過政治書寫、多元 社會體察，以及外國思潮引入等方面的觀察，回應八〇年代對於 覆寫台灣的迫切。而極為重要的是，縱使這一系列的陳述在書寫上必須依從於時序的限制，但實際上在八〇年代的各種書寫試驗 與觀點仍是以一種層疊、並進且交纏的方式發生。

 鄉土文學論戰之後

若無七〇年代鄉土文學論戰的迸發，恐怕很難造就日後八〇 年代「台灣意識」與「台灣論述」的崛起。七〇年代下半葉，台灣連續發生「中壢事件」、「橋頭事件」乃至於「美麗島事件」的政治衝突。這些衝突一方面動搖了既有的政治權力結構，另一方面也使得民眾得以提高自身對內部政治結構的反省及覺察能力。 同時台美斷交的國際局勢也使「台灣」與「中華民國」地位與既有民族論述，產生必然被全面攻訐的縫隙。而五〇、六〇年代所建構的文藝思潮不但無法面對這一連串的政治巨變，於此同時更 加劇了台灣人民的認同挫折與內部矛盾。

1977 年《夏潮》的創刊，開拓對「本土」思想的討論熱潮。 葉石濤曾在《夏潮》發表〈台灣鄉土文學史導論〉，以台灣為書寫核心，將鄉土文學立論於「反帝、反封建」的共通經驗，並企圖反映台灣人民生活的書寫意識。隨即陳映真發表〈鄉土文學的 盲點〉，嘗試將台灣文化脈絡歸攏至「在台灣的中國文學史」敘事之中。於此渲染出七〇年代末一系列鄉土文學論戰的攻訐。

其後迸發的鄉土文學論戰可被視為是五〇、六〇年代所建構 文藝思潮在七〇年代下半葉的全面檢討，同時也可以將其認知為 對民族構成，甚至是「台灣」此一概念構成的檢視、提議與抗辯。雖然「鄉土文學」一詞在文學史上並非是第一次出現，但在七〇年代的討論中，「鄉土」一詞儼然成為台灣意識在寫實主義上的投射。換句話說，在鄉土文學論戰中，雖然內部各有路線與定位上的紛爭，但論戰整體並不脫離對「介入社會」乃至於「構成社會」的迫切期待。迥異於七〇年代持續發展的現代主義文學，強調內心挖掘與私密感覺，伴隨論戰所衍生的文藝理念強調對於反映現實的實踐，以及對社會底層的深切關懷。而這也直接命定了八〇年代文學與文藝的多元發展與社會關懷，以及台灣意識崛起的必然。

是文學？還是政治？

八〇年代前的思潮，隨著保釣運動的興起、十大建設竣工、 台美斷交等國際局勢惴慄而動盪。經歷了七〇年代的書寫者，不僅面臨了官方文藝美學所無法滿足的現實情狀，還有經濟崛起所帶來的環境、污染問題，以及加工出口區等產業轉型導致的勞動結構改變。這些前所未有的情境，都迫使書寫者面對另一種經濟成長的社會、跨國資本的全球化流動、以及對既有文藝思潮與自我認同的質疑。然而，這些質疑與動盪的能量在七〇年代尚未能 夠成為切分斷代的依據。真正迫使台灣民眾進入八〇年代的斷裂點，莫過於1979年，高雄爆發的「美麗島事件」。並且在1980年春天，「美麗島大審」首度在國際媒體的關注下公開審理。在各方媒體報導中，施明德在法庭上一抹詭譎的微笑，正式開啟了八〇年代此一衝突、矛盾、曖昧並挑釁的時代。

在鄉土文學運動後，鄉土文學代表作家王拓與楊青矗成為1978年中央民意代表增額選舉的黨外候選人，此次選舉因同年台美斷交而停辦。其後二人加入《美麗島雜誌》，並在美麗島衝突爆發之後，先後遭到清算逮捕。此舉深切影響並加速鄉土文學陣營轉向台灣意識的書寫發展。甚至可以說，從衝突爆發到美麗島大審，伴隨八〇年代而至的不只有逐漸浮現於檯面之上的政治反對運動，另一方面，美麗島事件也激發了文學的政治化與台灣意識的具體化。

《美麗島》1979年創刊號。

甫邁入八〇年代的政治景觀衝擊，讓《笠》、《臺灣文藝》等本土文藝刊物開始觸碰各種敏感議題，同時也自鄉土文學論戰之後，更進一步激化與政治化「何為台灣文學」的討論。如彭瑞金、 陳芳明等投稿作家不僅繼承葉石濤以「台灣意識」建構的文學論點，甚至進一步呈現了將台灣文學「去中國化」的激進論調。1981年1月，時任《中國時報》藝文組主任的詹宏志發表〈兩種 文學心靈─ 評兩篇聯合報小說獎得獎作品〉，其中提出：「如果 三百年後有人在他中國文學史的末章，要以一百字來描寫這卅年的我們，他將會怎麼形容，提及幾個名字？」[1] 隨詹宏志「邊疆文學論」的提出，一時間各方作家蜂擁提出各自之論點反駁或延伸。其中，彭瑞金強調台灣文學的迫切性，應是確立一種本土化的台灣文學，而非是台灣文學的本土化。其關鍵在於結構出一種抵抗外來壓迫精神的「台灣意識」，並以此作為台灣文學的基石。[2] 李喬則強調台灣文學的性格，應是注意反映現實，並關心多元社會的諸像，以幫助具有「流亡心態」的人重拾面對現實的人生。另一方面，陳映真則提出一種「第三世界」的共同經驗， 企圖以第三世界經驗並置台灣與中國的文藝情狀，並提出「現實 主義」、「干涉生活」的文藝精神，作為文學傳統的立基點。[3] 而 陳芳明在1984年發表的〈現階段台灣文學本土化的問題〉中則反駁陳映真的第三世界論，認為其概念反映的是不切實際的「中國 意識」，並且中國民族主義的壓迫本質，奠定了國民黨獨裁統治與省籍議題的基礎。其認為在反對運動蓬勃發展的時局之下，台灣文學作家必然致力追求其「本土化」與「自主性」。[4] 此一系列 關於「台灣文學正名論」的討論，顯示了「台灣文學」一詞的正 式浮現。並且對於台灣文學的討論已非如鄉土文學論戰時期，被 囿限在「左／右」、「中國／台灣」等二元對立的框架下。台灣文學討論關鍵，已經上升到台灣的社會現實，如何被具體的實踐在 史觀的詮釋之上。

八〇年代初，浮現在檯面上的不僅有「台灣文學」一詞，同時以「政治」為名的文學書寫也逐漸浮出水面。《臺灣文藝》與 《陽光小集》也先後提出了「政治詩」此一術語，並各自製作了「政治詩」專輯。《陽光小集》第十三期刊出〈我看「政治詩」座談會〉一文中，葉石濤提出了政治書寫的四個要義：「歷史意識」、「正義感」、「寫實主義」、「淺白明朗並大眾化」。[5] 李勤岸並進一 步區分「社會詩」與「政治詩」，強調「政治詩」的個人批判觀點與控訴。這顯示了八〇年代的文學不只繼承了鄉土文學論戰對 於介入社會的渴求，並且進一步揉合了黨外運動的反對精神。1982 年，台灣最後一批政治犯獲釋，白色恐怖的歷史記憶進一步補足了作家在社會批判中的台灣歷史意識。如陳映真在1983年 發表的小說〈山路〉，便以五〇年代白色恐怖政治犯為主體，以政治受難者的觀點重建缺失的歷史記憶。而施明正的〈渴死者〉（1980）、〈喝尿者〉（1982），雖然並非是以寫實主義的傳統反映人民的生命狀態，其描寫極限狀況下人性的乖張與扭曲，卻也是以一種極端的情狀去重構一種歷史意識。雖然彼時的文學作家並不一定實際投入政治體系當中，但透過政治題材與受難者記憶的建構，使得文學書寫本質上就是一種政治批判，以及對於威權體制的反抗。

書寫社會中的多元聲音

八〇年代的文學作家一部分具有深刻的使命感與歷史意識，隨著言論自由的鬆綁，開拓了政治書寫的道路，勇於揭發台灣威權下的政治處境。同時，也有另一部分作家選擇以一種「超越政治干擾」的態度，潛伏在大眾的日常裡埋頭創作。這一類型的作 家往往更貼近於八〇年代民眾所遭遇的生活日常，迥異於具有歷史意識，或者強調意識型態的書寫方法。這些埋頭觀察日常困擾，甚至是生活困境的文學作家，則是透過貼近消費社會、普羅 大眾的方式，在副刊等更為普遍的書寫平台上，以另一種溫柔卻也銳利的方式，抨擊消費社會以及生活日常的文化結構。從七〇 年代起的副刊風氣，以及七〇年代中期陸續開辦的報刊文學獎， 也整合了文壇資源，近一步引導了年輕作家的創作風氣，也開啟了相較傳統文學刊物，或者官辦刊物更為活潑的文學書寫，為八〇年代作家的多元與創新奠定了平台基礎。在「副刊就是文壇」的年代，文學創作與批評可以更為直接的展陳在民眾眼前，並且也因為副刊的消費性質，使得創作者在書寫風格上更貼進大眾，在題材選擇上也更為多元。其中，八〇年代最為顯著的便是「女性書寫」的崛起。

1983 年，廖輝英的《不歸路》與李昂的《殺夫》先後獲得《聯合報》中篇小說獎。但這並非意味在八〇年代前，沒有觸碰女性議題的文學書寫。在八〇年代前，已有作家開始關注女性受壓迫的身體與情慾狀態，只不過這些被視為「踰矩」的書寫仍會遭到官方以道德主義圍剿而列禁。並且七〇年代現代主義的書寫風潮，使得作家對於女性的觀察與書寫多數專注於女性內在心理狀態的探求，以及個人精神意識的深掘。而八〇年代的女性意識，則受到引進台灣的女性主義思想、黨外運動蓬勃所影響。另一方面，產業變革所造就的人力結構改變，社經結構逐步進入消費社會，也使得女性在社會實質地位與過往有明顯的不同。因此可以說，七〇年代所探求的「女性」普遍專注在個人意識與精神上的概念層次，大多未直接觸及女性的身體描寫。而進入八〇年代後，這些「女性」角色逐漸找回原先失去的「身體」，並且找回「女性族群」在台灣經濟社會結構下的脈絡，從概念化的「女性意識」進展為實體化的「女性主義」。而李昂的《殺夫》，為長久以來女性壓抑的氛圍撕開了一角宣洩出口，明確地書寫女性身體意識。而廖輝英從《油麻菜籽》到《不歸路》以文字迫使讀者目睹台灣在經濟奇蹟之後，女性命運與遭遇在社會轉型下的動盪。兩位作家的書寫，並非是以緊張而沉重的方式，將女性議題處理為一種政治態度，而是透過貼合生活語言與日常經驗的書寫，以一種冷嘲熱諷的姿態，回應了八〇年代一種戒嚴封閉文化末期，似開未開的社會氛圍與歷史階段。

同樣在八〇年代浮出水面的是白先勇的《孽子》，這部從七〇年代連載至八〇年代的小說，在1983 年正式發行單行本。《孽子》所處理的同性戀題材，在早先已有多部作品提及，甚至也早已暗示性地出現在白先勇先前的書寫之中。《孽子》的時代意義在於其描寫的不只是同性戀，而是同性戀在整個社會處境脈絡的互動，尤其是同性戀與自身傳統異性戀家庭的內部衝突。 並且，《孽子》當中的同性戀正是透過在社會衝突中，得以形構自身作為同志的主體意識。而在《孽子》之前，《席德進書簡——致莊佳村》在1982年公開出版，內容收錄席德進於1963年至1966年間，書寫給莊佳村的書簡七十二封。《席德進書簡》一書首度在報紙上公開時，甚至被媒體冠以「席德進致『戀人』信簡」 等標題。雖未明言，但可想而知當時的媒體試圖以暗示的方式，以席德進的同志身分進行炒作。雖然書寫於六〇年代，但該書以席德進在國外的經歷回望台灣性別經驗的書寫方式，與八〇年代出版的同志文學不謀而合，如陳若曦的《紙婚》以及馬森的《夜遊》。二者都是以東方女性的視角，觀看「外國」非異性戀男性。雖然二者並未如《孽子》般，嘗試刻畫同性戀在台灣社會結構中 的位置，但卻也以一種寰宇驚奇的方式將「愛滋」、「雙性戀」等非主流的性別議題，展陳在讀者眼前。

白先勇《孽子》。

在性別議題之外，原住民議題也在風起雲湧的八〇年代被創作者們所書寫。1980年胡台麗在《臺灣文藝》發表了短篇小說〈吳鳳之死〉。〈吳鳳之死〉的關鍵不只揭露了漢人吳鳳「為革除原住民出草的習俗而捨生取義」背後事實根據的缺乏，同時拆穿了原住民主體在漢人中心主義下的被閹割。這也意味著以原住民為主 體的文學書寫，必然相對於前述種種認同與反對運動而更加曲折且複雜。除了漢人中心主義的影響之外，原住民的口述傳統與藝術想像如何借道漢語轉譯並被書寫，也是原住民文學無法被準確 錨定的原因。在〈吳鳳之死〉後，隨著1984年成立的「台灣原住民（族）權利促進會」，各項原住民身分認同、權益保障與自覺運動，也隨著八〇年代民主化浪潮展開。許多部落知識青年也在書 寫中表達出部落傳統消逝的無奈，並提出對原住民文化保存的危急必要。如田雅各在 1983 年的〈最後的獵人〉，便試圖以漢語表達出身為原住民，目睹部落消失的震撼。而其後的正名運動、蘭嶼反核廢運動、「湯英伸事件」到「反雛妓運動」，使得原住民作家也透過描寫原住民的苦難經驗，反映出以漢人為中心的社會構成，對原住民權益的漠視與歧視。如排灣族作家莫那能出版的詩集《美麗的稻穗》（1989），便直指原住民在消費社會下的被商品化，並且描寫漢人社會對原住民的冷漠與決絕。1989年7月《民眾日報》刊出〈論台灣原住民現代文學〉系列篇章，其中便提及台灣漢人社會對原住民族的壓迫，產生了第一批原住民社會培養的優秀作家。這意味著原住民文學的形成不僅是一個主動尋求族群主體性的過程，更多被客體化的苦難經驗才是原住民文學塑形的重要基石。

都市與後現代

台灣文學在八〇年代一方面朝向多元化發展，聚焦於台灣本土社會的觀察與書寫。另一方面，經濟奇蹟下的都市化，以及國際化影響下的知識引入也逐漸在八〇年代的書寫中發酵。1986 年起，《文星》雜誌復刊。於此同時，《當代》雜誌創刊，並推出「米修・傅柯專輯」。同年，羅青發表〈七〇年代新詩與後現代主義的關係〉、〈詩與後工業社會：「後現代狀況」出現了〉，「後現代」與「後工業」等辭彙正式浮出檯面。雖說如此，但這並不意味著「後現代」或「解構主義」的概念在八〇年代中期後才出現， 也不表示 1986 年可以作為台灣現代主義文學與後現代主義文藝 思潮的斷代方法。實際上，在羅青詩集《吃西瓜的方法》（1972）以 及夏宇在副刊發表的詩作〈連連看〉（1979）、〈說話課〉（1979）、〈歹 徒丙〉（1982）、〈社會版〉（1979），足以看出詩作中的遊戲、反形式、 解構性質。惟彼時尚無可用以指稱的名詞，故余光中在 1972 年於 《幼獅文藝》發表〈新現代詩的起點〉，以「新現代詩」一詞指認羅青詩作，此種迥異於當時現代詩書寫的寫作模式。因此，八〇 年代中期的書寫並不應該被視為是後現代主義被發明的關鍵。外國思潮或後現代浪潮在八〇年代中期的爆發，應該被視為是外國思潮被引入台灣後，經手台灣知識份子的轉譯，試圖追溯本土作品以符合外國史觀，或者是使外國理論適應於台灣環境的一系列實驗。這種後現代狂熱，以及對當代「外國」批判理論的渴求，在隔年1987年到達鼎盛。1987年，詹明信應邀來台，成為學術界以及當代文藝青年的一大盛事。在解嚴令頒布的同時，《當代》 雜誌與《文星》雜誌，也先後刊出詹明信在北京大學的講座，以及後現代思潮翻譯等專題內容。而 1987 年解嚴令的頒布同時也 對後現代理論、當代左派理論等被視為是當代「外國」理論的文 藝思潮，形成一波推波助瀾的作用。這波以「後現代」一詞為名的浪潮，也在 1987 年後數年間出版多本專書，陸續熱賣並具有 一定的公眾與消費影響力。如羅青《什麼是後現代主義》（1989）、 鍾明德《在後現代主義的雜音中》（1989）、孟樊《後現代併發症》（1989）等。

《當代》雜誌創刊號「米修・傅柯專輯」。

一方面是外國理論引介的熱潮，另一方面則是八〇年代崛起的作家普遍已少有省籍與歷史脈絡的隔閡感。如林燿德《一九四 九以後》所標誌的，1949 年後出生的作家所面臨的除了歷史創傷 的遺緒之外，更大的刺激來自於劇烈都市化，以及消費社會新興媒體所帶來的強大刺激。如黃凡、王幼華、張大春等作家透過小說書寫，面對都市與消費空間所帶來的新興感受。甚至林 燿德提出「都市文學」一詞，以「都市即正文」的方式尋找別於傳統鄉土寫實的美學體驗與批判位置。「都市文學」出現，一方面意味著八〇年代新世代作家的崛起，另一方面也標誌著這些新世代作家普遍具有強烈的實驗欲望，意圖透過新語言和新形式建 構與「過去」和「寫實」的斷裂。或者可以說，「都市文學」並非是對「寫實」的一味否定，而是對於前輩作家所建構起「文學正當性」的質疑，並且實驗性的擴展因新興媒介而展露的「內在現實」。因此，與其說「都市文學」的發展是為了對現實主義的抗陳，更可以說「都市文學」嘗試開展的是不同於傳統文學審美， 以意識型態、地域、種族、正義感所建構起書寫的正當性。

在鄉土文學論戰之後，「台灣文學」的書寫意識已然不只是統獨情結以及意識型態上的鬥爭。但八〇年代的確繼承了鄉土文學論戰現實主義傳統的遺緒，卻也已然超越於鄉土情節之外，以更為貼近台灣社會的觀察與體會，描寫台灣社會在經歷國際孤立局勢、經濟奇蹟、政治開放等多方力量下的劇變。如開篇所述，八〇年代的文學書寫面貌多樣且紛雜，但其面貌的繁雜都是根植在文學作家對「台灣文學為何」的覆寫與試驗。政治書寫以最為直觀的方式，企圖構造一種可以滿足於台灣現況的意識型態，以及文學史觀。多元化的文學書寫，嘗試以體察的方式， 切實回應台灣社會轉變下的性別、種族、階級的道德矛盾與生命 狀態。而新一代作家在接受國際化的洗禮後，試驗將外國理論移植到台灣脈絡，並實驗新興的語彙形式，回應邁入消費社會的台灣境況。透過不同形式對台灣境況的描繪，台灣文學的覆寫不一定是為了產出一個可以被蓋棺蔽之的史論或美學形式。相對的， 八〇年代文學書寫最為精彩之處，便是對「台灣」命題的覆寫嘗試與紛雜實驗。